3、军事文化不仅是军队的文化

《强军文化论》对军事文化展开了多层面的论述，但有一个问题尽管多处提到，却没有单独成篇来论述。那就是军事文化不仅是军队的文化，也是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对国防和军队以及军人的认识和态度。

我之所以补充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中外历史中看到，军事文化固然有它一定的独立性，但它是受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所制约的。有什么样的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文化。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一个将领在其统领的部队中创造独特文化的例子，如“岳家军”和“戚家军”，但其部队文化与国家文化相悖时，迟早会被取缔，主将甚至会性命难保。岳飞被杀了，“岳家军”便不复存在；戚继光在消灭倭寇后主动解散了“戚家军”，要不是有张居正，也会被杀头。

看国家文化、社会文化对军事文化的制约，对比唐、宋的军旅诗词，就会明显感觉到。唐代的军旅诗佳作频出，大多充满豪情壮志，而宋代军旅诗词较少，北宋尤少，且气象大不如唐。像唐人“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类的诗句，宋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南宋留下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的名句，但细读全篇，读出的是一腔悲愤与无奈，而没有唐人的英武与自信。二者何以区别甚大？不是作家才气大小的问题，使然者，国家文化、社会文化不同也，军队和军人的地位不同也。唐有大国自信，宋却苟安成风。

中国历史上被外敌打趴下的有宋、明、清，这三个朝代的经济总量当时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文化事业也是高度发达的。且不说别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让多少人顶礼膜拜！在上海世博会上，进世博园综合馆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清明上河图》的三维动画，中外参观者赞不绝口，而我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幅画问世不久，北宋就灭亡了！画中表现的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畸形繁荣（全国财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开封），是苟安文化的产物。亡国在即，北宋君臣和首都的军民还在那里醉生梦死，岂不令人痛惜！宋是文化发达的王朝，也是军事孱弱的王朝。传说是宋真宗亲自写的《劝学诗》，公开鼓吹“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而军人地位下降到了最底层。从宋太宗伐辽的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开始，军队一直萎靡不振。澶渊之盟后，更是几乎逢战必败，靠割地输银来苟且偷安。这般窝囊，不是因为军队少，也不是因为武器差。恰恰相反，宋军从仁宗朝开始，军队在宋、辽、西夏三国中数量是最多的（禁军80余万，加上厢军共有100余万），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屡战屡败，败在军事文化上。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防军队甚于防外敌。士兵与罪犯一样，脸上刺字，谁都可以欺负。军事统帅不是文官就是宦官，武官只能当副职。武官也不争气，都是靠“拼爹”荫袭得官，虽也有以战功提干的规定，但指标很少，又基本被走了“后门”。整个北宋，真正从士兵中成长起来的将军只有狄青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因朝廷重文抑武，社会崇文轻武，许多军官便挖空心思给自己“镀”上一层文“金”，混个“儒将”的名声，竞相结交文人，附庸风雅，吟算不上诗的诗，画称不上画的画，不以荒废武功为耻，而以能诗会画为荣。有些所谓儒将名气不小，却不能上阵杀敌。典型之一是仁宗时的“诗书将军”刘平，因能谈诗书，被提拔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宋代禁军分殿前、马军、步军三司，此职即马军副司令），可在陕北带兵与西夏作战时，一无谋略，轻敌冒进，在三川口（今安塞东）遭敌伏击，全军覆没。明与宋一脉相承。万历（神宗年号）前期，改革家张居正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军人），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张居正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国家文化、社会文化与军队建设的关系。国防军棋 (责任编辑：国际军棋强军文化创始人张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