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发表文章，对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全面系统地科学解释，这就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从这以后，围绕着“饿死三千万”的辩论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反对“饿死三千万”的一方从防守转入了反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许多体制内的学者）、干部和群众支持我们的观点，包括《中国科学（内部文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内的许多体制内的重要媒体都发表了我们批驳“饿死三千万”的文章。“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和危害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您问我的勇气来自于哪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既然历史已经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机遇给了我，我必须担当的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搞清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相”，我的勇气就来自于这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我的勇气还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支持！在这里，我向一切支持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进步文化：俗话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句话对于“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尤其合适。因为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舆论场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海外反共人士中，“饿死三千万”仍然是他们攻击和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抹黑毛主席的一把“大杀器”，像念经一样经常挂在嘴边，许多公众也笃信不疑。然而，除了您的研究，主流媒体或某些权威部门从未公开反驳过，这在客观上为“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这种奇葩现象，您怎么看？

孙经先：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饿死三千万”就是这股思潮的产物。正像您所说的那样，“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舆论场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海外反共人士中，‘饿死三千万’仍然是他们攻击和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抹黑毛主席的一把‘大杀器’”。只要这股全盘否定毛主席的社会思潮还存在，这种“奇葩现象”就还会继续存在。

但是谣言终将是谣言，它再重复一万遍，也还是谣言。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随着我们不断地揭露和批驳，随着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最终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里我想对《党史二卷》的作者们说几句话。编写党史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把“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样有明显错误的话写进党史，是非常不严肃的。这会在历史上留下重大隐患的。我衷心希望《党史二卷》的作者们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改变这一错误说法。

进步文化：网上有文章揭露，“饿死三千万”是蒋经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阴谋。您觉得这种传言真实可信吗？

孙经先：我所了解的情况与这种说法不同。我所了解的情况如下：八十年代初，我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主席的社会思潮。在这股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有少数学者以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为依据，认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比正常年景“多死亡了1600万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混淆“多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以此为依据认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1600万人左右。在1980年国内有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向国外透露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数据。在这之后国际某些势力敏锐地觉察到我国国内的这一动向。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兴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sley J.Coale（科尔）教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宣布中国在1958年—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2700万人左右。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特别为科尔这一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都报道了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李成瑞先生指出， (责任编辑：gjjqz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