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科技大学的黄卫东教授按照蒋正华提供的数学模型进行了数值计算，这一计算表明，按照蒋正华的数学模型，根本得不到他所公布的结果。黄卫东教授指出：从他（黄文东）的计算结果来看“丝毫看不到非正常死亡年份的过多死亡，也看不出1960 年前后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按照蒋（正华）的算法，我们没能重现蒋给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特征，尤其是 1960 年前后三年巨大的死亡率增加。”蒋正华的方法“难以很好地模拟1953-1964 年的人口分布”。这就说明，按照蒋正华的方法，人们得不到蒋正华所公布的结论。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和黄卫东的实际计算，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蒋正华所公布的数据是“伪造的”。这就表明他的研究实际上是一起重大的学术造假事件！

进步文化：除此之外，前《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杨继绳的《墓碑》一书对“饿死三千万”的谣言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您曾跟杨本人面对面地交锋过，对《墓碑》一书中的若干谬误进行了有力驳斥和揭露，杨虽然承认其著作中存在一些“失误”，但仍然坚持其基本判断，并反指责您用未经公认的数学公式“对六十年代人口锐减”进行推断研究，是不严谨和荒谬的。对此您怎么看？

孙经先：杨继绳于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了《墓碑》一书，该书宣称“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这部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杨继绳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我2013年6月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墓碑>“中国饿死36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揭露了《墓碑》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错误（其中包括以篡改伪造数据、制造谣言的方法编造谎言）。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此文的压缩稿。

当年12月杨继绳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为我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辩护。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的2014年1月，我在《红旗文稿》发表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两篇文章的答复》（以下简称《对杨继绳的答复》），对杨继绳的辩解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反驳，强调指出他为《墓碑》所做的所有辩护都是不能成立的。

2014年7月我和杨继绳都参加在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以下简称“武汉会议”），这就实现了我和杨继绳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对话。

武汉会议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给了与会人员平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在发言中对“饿死三千万”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并当着杨继绳的面直接指出了《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在我发言后，会议主办方专门留出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杨继绳发言，为他留出了充分的发表意见和为自己辩护的时间。所有与会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也都非常希望听到他对我的发言做出反驳和辩护。如果杨继绳真的掌握了真理，他就应当在会议上理直气壮的对我的发言做出答复，对我指出的《墓碑》的一系列重大错误逐条作出辩护。但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会后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对我的批评他“不回应”、“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因为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如果继续辩论下去，就只能更加暴露他的错误和谎言。 (责任编辑：gjjqz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