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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当时还是个不确定的人物，如果以后刘少奇改正了错误，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这个赫鲁晓夫就不是指他。这表现在《二十三条》制定后，刘少奇仍然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标志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表明毛泽东对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在文革开始后，在是否派遣工作组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又一次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分歧的焦点，主要地还不是派不派工作组的方法上，而是工作组的立场上，是支持群众造反，还是压制群众造反的问题。经过调查，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撤销了工作组。 即使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也没有计划马上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这既表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期上(当时预计会期五天)，也表现在除了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人事变动外，没有将其他人事变动列入会议议程上。这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改变刘少奇党内接班人的地位是非常慎重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八月四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最终点燃了变动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的导火索。据王光美文革后回忆，这是刘少奇唯一一次顶撞毛泽东。当然问题不在于刘少奇是否顶撞了毛泽东，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正是因为刘少奇拒绝悔改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再也难以调和，于是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被变动。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反对派工作组，而号召人民群众造反，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方式来进行文革呢? (责任编辑：gjjqzj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