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普遍受益，却对中国的崛起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欢迎，这里有复杂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及历史因素，但中国依然可以为降低周边国家的疏离感做出一些主动的理念和心态调整。

首先，中国不能有独尊自己文明的意识。中国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成功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加开放的意识，而是产生了思想上自我中心的回归，希望在传统中寻找今天的答案。

 

 

胡锦涛

中国人现在常喜欢把西方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对立面或差异面，实际上也让那些接受了西方文明尤其是接受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感到自己被放在了与中国对立的位置上。处在中华文明边沿的弱小文明，历史上一直有被强大文明吞没的担忧，中国崛起和对自身文明的突出强调，它们感到不舒服。

现在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是最需要国际意识的时候。在坚守自身文明的基础上尊重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多种文明形态，用多元文化主义去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独尊，不仅会使希望以意识形态敌视中国的势力失去基础，也会增加周边对中国的认同。

 

 

其次，需注意不要让革命精神影响国际关系。受屈辱的历史，为中国培育了革命的精神。正是靠着“打碎旧世界、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精神，中国才有了今天。但现在外界的顾虑是，如果中国把这种革命的政治意识，扩展到国际领域该如何是好呢?

一个雄纠纠的巨人来到身边，他们有顾虑是很自然的。国际环境正要求中国以新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并为此作出回应。所以中国在表达自己的翻身感时，要在爱国主义和国际视野之间把握好分寸，尤其不能让受欺凌的历史悲情，变成对国际事务起阻碍作用的政治意识

再者，需要把“和”的理念变为与世界的互动。中国一直强调“和”，但在现实主义的视野里世界政治中并不存在慈善力量，因此中国被认为是虚伪的。相反，它们更多地强调另一面：中国的政治文化是“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装”，“能而示之不能”，大圆若缺，不战而屈人。因此“平衡中国”在亚洲大行其道，要求“透明”和“说明意图”的声音不断。中国的“和”，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效果，中国与周边缺少实际的互动。

亚洲安全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周边需要中国做什么，中国需要周边做什么，可以通过坦诚广泛的讨论，以惠及多边的长期战略规划加以协调。通过实际行动让外界认识到，“和平崛起”是中国现实的需求，是中国真实的愿望；

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和世界互动的过程，如果坚持把中国视为一股邪恶力量，并试图以集体行为加以遏制，这只能逼使中国被迫以非和平的手段保证自身安全。让中国走和平的道路，是中国自身也是周边乃至世界的共同责任。

最后，要让能力跟上国家的变化。第一，中国需要认识到国际政治是个需要专家的领域，中国读懂国际政治这本大书的人还太少。

中国的安全和外交职业人员只出自一个很小的圈子，社会上国际政治的研究力量有限，缺少活水，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第二，要加快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依靠理论领悟周围的环境，也需要理论来辨识政策。目前那些源于西方的价值有限的理论，已经满足不了中国实践的要求。第三，要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表达。

国际事务中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民间的声音就出不去。外交人员表达政府思想，非政府组织表达社会思想，社会思想是判断国家趋势的重要素材，不能忽视了民间外交的作用。